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迅疾发展和变化的时代。推动所有这些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科学技术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状况，而且改变着生活本身；不仅改变着生存的空间和距离，而且直接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影响和改变着时代人群。最能够代表这种技术文化的莫过于电子技术、数字技术所代表的图像文化，这个图像文化如此深刻地支配着时代文化，以至人们直称这个时代为图像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中，视觉文化所面临的境遇是怎样的呢？从传统艺术的传承到技术文化的发展，从全球境遇到民族文化主体意识，从媒体变革到公共文化责任，在这交错叠置的当代问题面前，今天的艺术家们应当担当起怎样的责任？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是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如何认清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境遇和责任，正是我们艺术界和艺术教育界建设和谐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文化化人之精神，艺术益人之心灵，今日视觉文化创造如何在多元境遇中化合多种资源，以明辨的策略性思考和警觉，催生社会和谐的文化力量，高扬文化的先进性主张，正是中国当代视觉文化创造的重要使命。跨文化境域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

东方和西方，原是地域上的观念，而在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变成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的观念。在这个观念的迁徙中，还包涵了旧与新、保守与变革等一系列价值形态方向的判断内容。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我们关于艺术与文化的思考都同时面临着“本土”和“西方”这两种语境、两种历史。我们就如同现代性这条河流中的摆渡者，一切的概念和问题都有话语的两岸，我们在这两岸之间往来顾盼，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跨文化境域。

近代中国文化建设可以被视为一种跨文化境域中的历史实践，这基于一个事实：近代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始终都建立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之上。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就形成了一套关于“东方-西方”的差异化解释：中国文明被称作是静态的，以对立于西方的动态文明；中国艺术被解释为写意的、形而上的、表现的、感性的、直感的、理想的……以对立于西方艺术的写实性、形而上学、再现的、理性、分析性和现实主义……在今天看来，这一表述无疑是对中国与“西方”艺术的双重简化。西方被简化为一个单数的整体，而以这一单数的整体论的他者为对象，这种表述又同时建构了一个与所谓“西方”相异的中国传统世界。在这个整体论的叙事中，中国的传统被简化成为一个想象中的片面的西方的“他性”。不论对西方还是中国，这种整体论的表达无疑是一种双重的误读与遮蔽。

东方和西方，原是地域上的观念，而在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变成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的观念。这个观念的迁徙中，还包涵了旧与新、保守与变革等一系列价值形态方向的判断内容。地域的观念、时间的观念、价值的观念混杂在一起，并受着全球境域中经济和技术强势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线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东方往往与传统、与旧、与保守排在一起，西方往往与现代、与新、与变革排在一起，很明显东方系统的命运将乞灵于西方系统的点化和解放。由于西方文化谱系的自我纠葛，东方艺术在备受影响的同时，也染上了同样的文化症候：变革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颠覆和否定的力量。这是中国艺术出现一个断层的真实境域。在这个断层面前，西方的东方想象曾经点燃了东方艺术家的信心，使他们看到自身文化资源和身份的活力。无论是对东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和颠覆，还是以纯粹的传统文化形态所进行的抗争，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东方想象的回应。这种回应在最初的确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但紧接着就出现了以片面的他者形象来充实一个“全球化的文化想象”的危险，出现了远离中国的生存现实、图式化、样式化的种种弊端。

《葵阵》许江作品

那葵与大地同体同色，风烧火燎般，熠熠闪着铜光。大自然的神性将这一幕永远地塑在大地上。

我们所要做的，是在跨文化的远游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根源性的东西；在“中西之辩”的苦索中，逐步摆脱东方想象的阴影，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树立中国主体意识的文化史观，在当代生的、活的现实家园中建构具有当代性和创造性中国文化精神。

1988年早春，我作为交流学生到汉堡美术学院研修。十八年后，去年秋天，我们几位中国同学和当年的德国导师卡彼教授在汉堡美术馆共同举办展览，展览的标题叫“远西”。在欧洲谈“远西”，实际上已经是站在东方的角度看西方自己。这个命题包涵了西方对东方特殊的文化影响，包涵了隐在其中的东方他者的眼光。“远西”与其说是西方主体以他者的眼光来回望自己，不如说它指明了东西方文化在今天彼此之间的深刻的楔入。“远西”的命题就是这样提示了全球境域下文化互文性的实质和它的重要影响。今日文化艺术的多样性正是建构在这种互文性的多重资源和多重影响的基础之上，建构在受着政治和经济深刻影响的跨文化境域之上。